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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禮儀之邦”還是“禮義之邦”?
時間:2017-08-30來源: 清華大學禮學研究中心 作者: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彭永捷 點擊:960

(本文首發于2017年5月4日《南方周末》,原標題為《禮儀之邦VS禮義之邦》)


當凸顯立國的核心價值時,我們使用“禮義之邦”或“仁義之國”,當我們盛贊中國禮儀之大或有感于當下禮儀缺失時,我們使用“禮儀之邦”。


近來頻有論者以為“禮儀之邦”系“禮義之邦”之“誤”,應當廢止。筆者以為,這個結論實在武斷。


中華文明源遠流長,夏、商、周三代禮樂文明一脈相傳。《禮記》云“經禮三百,曲禮三千”,“禮儀三百,威儀三千”,都是盛贊華夏文明禮儀之盛大。《左傳·定公十年》:“裔不謀夏,夷不亂華。”唐代孔穎達《春秋左傳正義》疏曰:“夏,大也。中國有禮儀之大,故稱夏;有服章之美,謂之華。”禮是華夷之辨的根本標志。稱譽中國是“禮儀之邦”,有根有據,并非是對“禮義之邦”的誤用和濫用。


山東省曲阜市一處孔子像。(新華社記者 陳君清/圖)


古代文獻中也常指中國為“禮義之國”。古人使用禮義一詞,通常有兩種情況:


一種情況,古文中的“禮義”就是指“禮儀”,義與儀通用。比如《禮記·樂記》:“是故先王本之情性,稽之度數,制之禮義”,《漢書·禮樂制》作:“制之禮儀”。漢代賈誼《新書·胎教》:“然后,為王太子懸弧之禮義。”盧文弨校注:“義,讀為儀。”又如《漢書·陸賈傳》:“于是佗廼蹶然起坐,謝賈曰:‘居蠻夷中久,殊失禮義。’”此處“禮義”即“禮儀”。段玉裁在《說文解字注》中指出,義是本字,儀是后起字。本字和后起字通假,在古人行文是常見情況。“義者,宜也”,“義”訓為“宜”。“儀者,度也”,“儀”的意思是“度”。禮義和禮儀,用法雖然不同,但意思相近。“儀”字左邊是單人旁,右邊是義。人的言語、行為適宜、合宜,就表現為言、行有度。儀本身就包含著義,不講求義也就談不上儀。禮義就是禮儀,禮儀就是禮義。


今人不免對禮儀理解狹隘,以為禮儀只是些外在的儀表、儀容、儀式一類的東西,忽略了“儀”根據和體現的恰恰是“義”,“儀”將“義”落實到大綱與細節。因此會以為說中國是禮儀之邦不如說中國是禮義之邦更有“格局”。“禮之用,和為貴,先王之道斯為美”(《論語》),古代中國人講求禮儀,正是為了尋求和落實最佳的生活態度和處世方式,舉手投足、行止語默,恰到好處,不偏不倚,無過無不及,恪守合宜、時中的處世之道。


另一種情況,人們用禮義去對稱仁義。孔子重視仁,也重視禮,主張內在的仁和外在的禮的統一。孔子后學中,一派學者如孟子喜歡講“仁義”,對人的理解方面主張性善論,“仁義禮智根于心”,認為道德修養在于擴充仁義禮智四端,發揚人性本有的光輝;一派學者如荀子認為人性潛存著惡,順著人性一定不能組成一個和諧、美好的人群,主張隆禮重法,發揮外在約束和教化作用,變化人的先天之性而生起后天教化之性,“化性起偽”,所以更愿意談論“禮義”。漢代文獻中多用禮義,應該和以荀子為代表的儒家這一派較有影響有關,從禮法名教的角度來理解儒學。唐代韓愈作《原道》,開篇便言仁義,“博愛之謂仁,行而宜之之謂義”,并推崇孟子為儒家仁義道統的承擔者,宋代學者也多堅持這種說法,孟子“居仁由義”的“仁義”思想受到重視,以至于人們說中國“以仁義立國”,或中國是“仁義之國”,反而比說“禮義之國”感覺更自然、更親切一些。


        

有人強調“禮義之邦”比“禮儀之邦”的用法更早、更初始,可是語言是隨生活流動變遷的,而不是凝固的教條。在什么時候用哪個詞更貼切,要看具體的語境。當凸顯立國的核心價值時,我們使用“禮義之邦”或“仁義之國”,當我們盛贊中國禮儀之大或有感于當下禮儀缺失時,我們使用“禮儀之邦”。我們稱譽中國悠久的歷史和燦爛的文化,既是表達對先民智慧和成就的崇敬,也是對我們自己的鞭策和激勵。“文明以止,人文也。”“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”(《易傳》),讓我們以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契機,找回作為文明民族、文明國度的歷史記憶,化去種種與文明格格不入的野蠻,重歸文明之途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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