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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禮文化
時間:2017-07-04來源: 點擊:904

 

中國,素以“文明古國”、“禮儀之邦”著稱于世。在其五千年的歷史演變過程中,禮強烈地影響和制約著中國人的思想言論和行動。重禮儀、守禮法、行禮教、講禮信、遵禮義已內化為一種民眾的自覺意識而穿于其心理與行為活動之中,成為中華民族的文化特征及基本表征。孔子的“非禮勿視、非禮勿聽、非禮勿言、非禮勿動”、著名思想家顏元的“國尚禮則國昌、家尚禮則家大、身尚禮則身亡”等都充分反映了禮與中國歷史、中國文化的相伴而生、相伴而長。    

 

禮之產生,可以溯到遠古時代。首先它是人類協調主客觀矛盾的需要。自然的人倫秩序是禮產生的最原始動力,人們為生存和發展相互依賴,逐步積累和自然約定出一系列“人倫秩序”,這是最初的禮,后又有“圣賢之人”如黃帝、堯、舜、禹等為“止欲制亂”而制禮,身體力行為民眾做榜樣,從而使禮在“維穩制亂”中發揮了作用,也正因如此,人們更加遵禮尚禮。其次,禮起源于原始的宗教祀活動。遠古時代社會生產力水平低下,人們認識自然的能力低下,無法解釋和征服自然現象與自然力,于是人們把關于人的靈魂觀念擴大到他們所接觸的自然界萬物,從而產生了“萬物有靈”的觀念,開始用原始宗教儀式等手段來影響神靈,如祭祀、崇拜、祈禱等,期望以虔誠感化和影響自然神靈,以使其多賜福少降災,原始的“禮”便產生了。

 

結合文化和禮之起源,禮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概括:

    (一)禮之本意為敬神,后引申為表示敬意所應具有的態度,即禮首先是一種發自內心的對人對己的尊重和敬意時的態度。

    (二)禮是一系列動作,是使內在敬意的態度外在表現化的動作。即通過一定的動作表達自己內心對人對己的尊重和敬意。

    (三)禮是一種程式或儀式。通過多樣性的儀式,表現出行禮人對人對己的敬意、愛戴和重視。

    (四) 禮還是用來表示慶賀或敬意的物品。

 

禮,中國文化的“核心元素”

 

  ●國學大師錢穆說過,中國文化說到底是一個字,就是禮。禮是中國人一切行為的準則。

 

  ●在兩千多年的歷史長河中,禮扮演了最核心的角色,對古代社會的政治、經濟、文化、風俗等產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。

 

  ●離開了禮來談中華文明,則無從談起。

 

  中國是舉世聞名的禮儀之邦,以衣冠文物標榜國家文明的特色,舉世所無。中國人的治國方略,經過諸子百家的爭鳴與論辨,最終走上禮治的道路,這是歷史的選擇。在兩千多年的歷史長河中,禮扮演了最核心的角色,對古代社會的政治、經濟、文化、風俗等產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。今天,我們學習弘揚中國傳統文化,就不能不對禮樂文明有所了解。

 

  禮是“修、齊、治、平”的大經大法

 

  周公制禮作樂,中國文化的底蘊從此得以確立,其后經過孔子及其弟子的弘揚,成為博大精深可以經緯萬方的巨大體系,成為“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”的大經大法。

 

  首先,天人關系屬于禮。人如何順應和利用自然,如何與萬物相處,在古代中國都是以禮的形式規定下來的。我們讀《禮記·月令》,上面逐月記載著日月星辰的運行規律,氣象與物候的變遷周期,動物與植物的成長過程,社會生活的各種規范。要求人們愛惜森林資源,保護幼小動物。那時的人口比今天少得多,資源比今天豐富得多,但儒家已經意識到人與宇宙萬物必須共存共榮的道理,這是何等的胸懷與卓識!

 

  其次,國家典制屬于禮。在中國文化中,制訂符合道德理性的國家制度稱為“制禮作樂”,好的制度被破壞了稱為“禮崩樂壞”。禮是經邦治國的大經大法,無禮則無從措手,成為社會賢達的共識,有關的論述觸目皆是,如《左傳》引君子云:“禮,經國家、定社稷、序民人、利后嗣者也。”孔穎達疏云:“國家非禮不治,社稷得禮乃安,故禮所以經理國家、安定社稷。以禮教民則親戚和睦,以禮守位則澤及子孫。”子大叔說:“禮,上下之紀、天地之經緯也,民之所以生也,是以先王尚之。”荀子說:“國無禮則不正。禮之所以正國也,譬之,猶衡之于輕重也,猶繩墨之于曲直也,猶規矩之于方圓也,既錯之而人莫之能誣也。”將禮譬之為治國的衡、繩墨、尺寸,乃是規范一切的標準。

 

  治國理念的實現也必須通過禮。再好的治國理想、理念,只有通過禮儀,才能層層推進,逐步變成現實,這個道理《禮記》上說得非常清楚:

 

  道德仁義,非禮不成。教訓正俗,非禮不備。分爭辨訟,非禮不決。君臣上下、父子兄弟,非禮不定。宦學事師,非禮不親。班朝治軍,蒞官行法,非禮威嚴不行。禱祠祭祀,供給鬼神,非禮不誠不莊。

 

  這段話的意思是,道德仁義是儒家思想的核心,沒有禮就無法成就。教育民眾,端正風俗,沒有禮就不能完備。紛爭辨訟,沒有禮就不能判別是非。君臣上下、父子兄弟的名分,是倫理的基礎,沒有禮就無法確定。班朝治軍,居官執法,沒有禮就沒有威嚴的氣象。祭神敬祖等,沒有禮就無法誠敬莊嚴。一言以蔽之,沒有禮就做不好任何事情。

 

  禮治法治在“交鋒”中決出主次

 

  自古以來,治國之道就有法治與禮治之爭,兩者孰優孰劣,在先秦就有論辯。

 

  我們先來看看法家的理論。戰國時期的法家,前期的代表人物是商鞅、申不害、慎到,后期是韓非。商鞅重法,主張法律公開,嚴格依法行政,“法不阿貴,一斷于法”,不管是卿相、將軍,還是庶人,只要不聽王命、違反國家禁令者,一律“罪死不赦”,主張“刑九而賞一”,多用刑,慎用賞。

 

  申不害強調“術”,就是君王駕馭臣民的權術,要建立嚴格的考核制度,使他們努力工作,不敢偷奸耍滑;同時要寡言少語,給人以高深莫測、無從捉摸之感,這樣就可以掌控局面。

 

  慎到也主張“事斷于法”,官吏守法,人民為法所役使。同時,他又提出了“勢”的觀念。他說,堯如果是無權無勢的普通人,那他連鄰居也使喚不動;他南面而稱王了,才得以號令天下。因此,地位和權力特別重要,君王務必要很好利用這個“勢”。

 

  韓非是法家的集大成者,其理論基礎是人性好利。他說:種地很辛苦,為什么還有人種?那是因為想致富。打仗很危險,但還有人愿意去,那是想立功。造車的人希望人人富貴,那樣就有錢去買他的車。賣棺材的人希望天天死人,那樣他才有生意。他又說,臣下用效死力的方法與國君做交易,國君則陳列各種爵祿與臣下做交易,彼此之間哪有什么君臣如父子關系?都是在權衡這場交易是否合算。所以,君主要善于用“利”來調動臣民的積極性,使他們服服帖帖地成為自己手中的工具。母親愛兒子,但兒子往往不聽母親的話而聽父親的話,韓非認為這是因為父親威嚴的緣故。所以,治理國家要靠嚴刑峻法,迫使民眾拼命干活、打仗送死。

 

  我們再來看看儒家思想。孔子對禮與法有一段非常著名的評論:“道之以政,齊之以刑,民免而無恥。道之以德,齊之以禮,有恥且格。”意思是說,為政者用法制禁令來引導民眾,要求他們處處遵命,如果有人不服從,就用嚴厲的刑罰來整齊他們。這樣做的結果,民眾可以免于刑罰,但并非是他們有了廉恥之心的結果,而是懾于刑罰的嚴厲。換句話說,一旦刑罰取消,外在的震懾力沒有了,他們還會故態復萌;相反,為政者用道德來引導民眾,躬身垂范,民眾接受的程度如果參差不齊,就用禮來整齊他們,使其行為合乎道德規范,這樣民眾就會有向善之心,懂得什么事情可以做,什么事情打死也不能做。可見,在孔子眼中,法治是末,禮治是本,兩者不可顛倒。

 

  在漫長的中國封建社會,禮治在與法治的交鋒中占了上風,這與大秦帝國迅速滅亡有很大關系。秦始皇統一六國后,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中央集權的封建王朝。可是,這樣一個重視法治、武功蓋天下的王朝,只存活了三十七年,到秦二世胡亥就垮臺了,原因何在?

 

  這個問題引起了西漢學者的極大興趣。如賈誼作《過秦論》,專門檢討秦政的過失,他的結論是“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”,意思是說,在秦奪取天下之前應該采取進攻的戰略,而在取得天下之后則應該采取守的戰略,也就是施行仁義。而秦始皇還是憑借法治與暴力,終于釀成了悲劇。賈誼還重提先秦的禮、法之爭,認為禮的作用是“禁于將然之前”,也就是防患于未然;法的作用則是“禁于已然之后”,即懲罰犯錯誤者。因此,應該以禮為主,法為輔。

 

  西漢的思想們家幾乎都反對秦政,而希望回到孔子的德治路線上去。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,董仲舒向漢武帝提出“罷黜百家,獨尊儒術”的建議,被漢武帝采納,這是歷史的選擇,也被此后的歷代政府所沿用。

 

  “禮”字蘊含多種人文精神元素

 

  “人文”一詞,最早見于《周易·賁·彖》:“觀乎天文,以察時變。觀乎人文,以化成天下。” 禮所體現的“人文”精神,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:

 

  ■禮主敬

 

  人是社會性的動物,群處的基本要求是彼此的和諧相待與分工合作,唯有如此,才能形成群體的合力、推進社會發展。中華之禮的基本精神,正是圍繞這一目標而展開的。

 

  《禮記》開篇第一句話便是“毋不敬”。儒家以月亮的盈虧為喻,提出“滿遭損,謙受益”的理念,提倡謙虛自守、低調行事。故處處尊重他人,凡事多看他人長處,懂得山外有山,天外有天的道理,既是修養,也是美德。

 

  有人說儒家倡導的禮不過是統治階級之禮,是貴族階級內部的行為,與庶民無關,它的根本目的是為了鞏固封建統治。這種說法似是而非,是對禮學文獻沒有細讀,甚至有誤讀。我們來看《禮記》是怎么說的:

 

  夫禮者,自卑而尊人。雖負販者必有尊也,而況富貴乎?富貴而知好禮,則不驕不淫;貧賤而知好禮,則志不懾。

 

  這段話說得很清楚,“自卑而尊人”并非專門針對富貴者,而是包括“負販者”在內。“負販”是背個簍子或挑副擔子沿街叫賣的小販,屬于社會底層的弱勢群體,他們懂得了禮,就可以人窮而志不短。可見,禮是博施于所有人的。

 

  自謙而敬人是中華禮儀最重要的特色,在各種禮儀中體現得極為充分,交際語言中的謙語與敬語,堪稱是最能體現東方文化特色的典范。

 

  ■禮主博愛

 

  自由、平等、博愛是法國大革命時期的著名口號,其中“博愛”一詞,國人多以為是西方人的首創。殊不知,撰成于戰國時代的《孝經·三才章》就出現了這個詞。

 

  在《禮記》的《禮運》篇里,孔子把“天下為公”的“大同世界”作為人類社會的終極目標。那是一個充滿愛的世界,人人都能像愛自己一樣愛他人。孔子的偉大之處還在于,他為實現人類遠大理想提出了切實可行的路徑:從孝順自己的父母開始,來培養愛心。父母是給予我們生命的人,給了我們最無私的愛。當我們一天天成長起來的時候,父母卻在一天天走向衰老,越來越需要得到親情和關心。子女孝敬父母是一種自然親情,最容易做到。孝敬父母并非是提倡狹隘的私親之愛,而是以此為起點,把對父母的愛推廣到天下人父母的身上。《孝經》說:“愛親者不敢惡于人,敬親者不敢慢于人。”唐玄宗把這兩句分別解釋為“博愛”與“廣敬”,是非常有道理的。

 

  中國人從童蒙時代起,便受到了博愛的教育。《弟子規》說:“凡是人,皆須愛。天同覆,地同載。”人皆同類,大家生活在同一片藍天之下,共生于同一塊大地之上,只有彼此相愛,才能擁有幸福的未來。把愛作為一種具有普世意義的道德來推廣,是何等人性化!

 

  ■禮節人情

 

  人是有血有肉,有豐富情感的動物,一生處于喜怒哀樂之中。人們對于事物的反應,往往不是太過,就是不及,因此人的情感需要道德理性的修正和調適。儒家的禮,就是為了合理地節制人的性情、防止民眾或過或不及而設:“禮者,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,以為民坊者也。” 《禮記》說:“發乎情,止乎禮義。發乎情,民之性也。止乎禮義,先王之澤也。”近年湖北荊門郭店出土的楚簡說:“始者近情,終者近義。”與此如出一轍,證明先秦儒家對禮節人情的問題,已經形成了相當成熟的理念。子曰:“《關雎》樂而不淫,哀而不傷。”朱熹說:“淫者,樂之過而失其正者也。傷者,哀之過而害于和者也。”可謂深得詩的大旨。

 

  所以,在情感問題上,要懂得一點儒家的“中庸”之道,把握好度。如果大喜大悲,狂躁暴怒,小則影響身體健康,大則影響人生幸福,破壞社會和諧,甚至釀成悲劇。人是理性動物,人高于禽獸的地方在于,人有能力把情感控制在不偏不倚“中”的境地,能夠客觀地面對功過、得失、是非、毀譽。

 

  ■禮樂兼修

 

  儒家文化是禮樂文化,禮樂相須,不可或缺其一,這是中國文化里極為重要的特色。據《禮記·王制》記載,上古君王有定期巡守四方的制度,所到之處,地方官員要 “述職”,其主要內容之一,是展示當地流行的民歌。君王據此可以了解民風是否淳樸。聽到純正無邪的民歌,則由隨行官員記錄后推廣,此即 “采風”。古人認為,盛德之帝必有盛樂,音樂已然成為圣德明君的象征,在歷史文化上的地位之高,不難想象。

 

  《樂記》說:“大樂與天地同和。”樂的最大作用是使人心“和”,所以,儒家想方設法在各種場合讓人們接受樂的熏陶,包括在宗廟、鄉里、家里。

 

  是故樂在宗廟之中,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;在族長鄉里之中, 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; 在閨門之內,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。

 

  《樂記》這段話里的“和敬”、“和順”、“和親”,都以“和”作為前提,可謂用心良苦。《樂記》還對禮樂的職能做了論述,如“故樂也者,動于內者也;禮也者,動于外者也。”近年出土的郭店楚簡也有類似的表述,最明快的表述是:“禮,外也。樂,內也。禮樂,共也。”只有禮樂兼修,才能成為內外完美的君子。這些精辟的論述對修身養性頗有指導意義,值得我們反復吟詠、玩味。

 

  ■禮尚往來

 

  禮也是處理人際關系的方法。《禮記》上說:“禮尚往來,來而不往,非禮也;往而不來,亦非禮也。”

 

  禮是指禮節,尚是注重的意思,禮尚往來所崇尚的是彼此有禮,互相尊重。我最初在清華開“中國古代禮儀文明”這門課時,每次上下課,我都向學生鞠躬行禮。第一周我這樣做,學生都毫無反應地看著我,第二周還是如此。第三周上課,我依然鞠躬行禮,學生還是沒有反應,我這才跟他們談禮尚往來的道理。我說,大家注意到沒有,我每堂課講九十分鐘,都是站著,中間也不休息,這有多辛苦?哪位同學想體會一下,可以站著聽九十分鐘試試。你們為什么就不能在上下課的時候起立十秒鐘,向老師表示一下尊重?我孩子的年齡都比你們大,我這么一個老頭向你們行禮,你們居然若無其事,心安理得地接受了,這么做合適嗎?

 

  按照《禮記》的說法——“禮尚往來,來而不往,非禮也;往而不來,亦非禮也”,現在是你們失禮了,怎么辦?是不是從下周開始上下課的時候咱們“禮尚往來”一下?同學們紛紛表示從這堂課開始。下課鈴聲一響,大家都站了起來,師生互相鞠躬致敬,以后每次如此。說明清華的同學都是好學生,問題是沒人給他們講這些道理。

 

 

  “禮的精華”可為當今時代所用

 

  上面略述了禮在中國文化中的極端重要性。可以說,離開了禮來談中華文明,則無從談起。中國之外,全世界再也找不到第二個色彩如此鮮明的原生文明。

 

  二十一世紀,中華民族將實現偉大復興。中華騰飛需要民族精神的引領。五千年歷史與文化,蘊藏著豐厚的民族精神資源,需要我們去發掘與提升。中華騰飛需要大力提升民族整體素質,革除種種不文明、不講“禮”現象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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